黎烈文散文集
黎烈文,男,中国报刊主编。又名六曾，笔名李维克、达五、达六等。湖南湘潭人。1904年生。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。1926年先后赴日本、法国学习，获硕士学位。留学期间，曾任《申报》特约撰述。1932年回国，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。同年12月，应史量才邀请，任《申报》副刊“自由谈”主编。在他主持期间，“自由谈”改变了以“茶余酒后消遣”为目的的文风，约请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、陈望道、叶圣陶、巴金等进步作家为“自由谈”撰稿，呼吁救亡，针砭时弊，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。1934年5月被迫离职。1935年与鲁迅、茅盾、黄源等组织译文社，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。1936年主编《中流》半月刊。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。1946年初,任台北《新生报》副社长。1947年起,任台湾大学教授。1972年10月31日在台北病逝。论着有《西洋文学史》、《法国文学巡礼》，小说集《舟中》，宋人平话小说散文集《崇高的女性》、《艺文谈片》（全刊个人觉醒与民主自由）等。译着有《红与黑》、《羊脂球》、《两兄弟》、《红萝卜须》、《妒误》、《企鹅岛》、《法国短篇小说集》、《乡下医生》、《伊尔的美神》、《最高的勋章》、《第三帝国的士兵》、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、《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》、《法军侵台始末》、《冰岛渔夫世界伟大的海洋文学名着》、《法国短篇小说选》、《双重误会》、《屋顶间的哲学家》、《爱的哲学》等。
崇高的母性
辛辛苦苦地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，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，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了，妻心里的懊恼，抑郁，真是难以言传的。
睡了将近一个月，妻自己和我都不曾想到那是有了小孩。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的那么迅速。
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可真的有点慌急了，这正象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，敌人就已跑来挑战一样。可是回头去看妻时，她正在窥视着我的脸色，彼此的眼光一碰到，她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，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，我已看到她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，还简直显露出喜悦。“啊，她倒高兴有小孩呢！”我心里这样想，感觉着几分诧异。
从此，妻就安心地调养着，一句怨话也没有，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，时常拿话安慰我：“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，以后断不再生了。”
妻是向来爱洁的，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；起居一切都格外谨慎，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。一句话，她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。她虽不说，但我却知道，即使一饮一食，一举一动，她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。
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，从前那样爱美的她，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中国衣裳，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，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。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，劝她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，免得孩子长的太大，将来难于生产，但她却固执地不肯，她宁愿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，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。
妻从小就失去了怙恃，我呢，虽然父母全在，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。因此，凡是小孩生下时需用的一切，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。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作记者，整天忙碌着，很少功夫管到家里的事情，于是妻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女人，悄悄地预备这样，预备那样，还怕裁缝做的小衣给初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，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，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。小帽小鞋等件，不用说都是她一手做出的，看着她那样热心地，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，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。
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定好了，我们怕私人医院不可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医院。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。因为妻能说流畅的英语，每次到医院去看时，总是由主任亲自诊察，而又诊察的那么仔细！这美国女人并且答应将来妻去生产时，由她亲自接生。
因此，每次由医院回来，妻便显得更加宽慰，更加高兴。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。有时孩子在肚内动得太厉害，我听到妻说难受，不免皱着眉说：
“怎么还没生下地就吵得这样凶！”
妻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，带着慈母偏护劣子的神情回答我道：
“像你喽！”
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追来了。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，接编了一个新报纸的副刊，忙得格外凶。
现在我还记得：十二月二十五那晚，十二点过后，我由报馆回家时，妻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。一见面她便告诉我说小孩怕要出来了，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。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，都已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。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。
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交关的时候，她却镇定而又勇敢，说话依旧那么从容，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。
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，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妥当些，于是立刻雇了汽车，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。
可是过了一晚，妻还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，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她，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，照旧上报馆工作。临走时，妻拿着我的手说：
“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呢！”
妻是最爱漂亮的，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，引得我不喜欢。我笑着回答：
“只要你平安，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，我都喜欢的。”
她听了这话，用了充满谢意的眼睛凝视着我，拿法语对我说：
——Oh!merci!TUESbienbon!（啊！谢谢你！你真好！）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晚，小孩还没生，妻是简直等得不耐烦了。直到二十八日清晨，我到医院时，看护妇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：小孩已经在夜里十一点钟生下了，一个男孩子，大小都平安。
我高兴极了，连忙跑到妻所住的病房一看，她正熟睡着，做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。只一夜功夫，妻的眼眶已凹进了好多，脸色也非常憔悴，一见便知道经过一番很大的挣扎。
不一会，妻便醒了，睁开眼，看见我立在床前，便流露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，仿佛在对我说：“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，我已经做着母亲了。”
我含着感激的眼泪，吻着她的额发时，她就低低地问我：
“看到了小东西没有？”
我正要跑往婴儿室去看，主任医师和她的助手——一位中国女医师，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。
虽然妻的身体那样弱，婴孩倒是颇大的，圆圆的脸盘，两眼的距离相当阔，样子全像妻。
据医生说，发作之后三个多钟头，小孩就下了地，并没动手术，头胎能够这样算是顶好的。
助产的中国女士还笑着告诉我：
“真有趣，小孩刚刚出来。她自己还痛得发晕的当儿，便急着问我们五官生的怎样！”
妻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她被子里睡一睡。她勉强侧起身子，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，因为怕亮在不息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，她完全忘了昨晚——不，十个月以来的一切苦楚。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消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，我感到她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。
待到医生退出以后，妻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。我明白她是希望我能和她一样爱这个小孩——她不懂得小孩越像她，我便爱的愈切。
产后，妻的身体一天好一天，从第三天起，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两回奶，说这样对于产妇和婴孩都很有利的，瞧着妻腼腆而又不熟练地，但却异常耐心地，睡在床上哺着那因为不能畅意吮吸，时而呱呱地哭叫起来的婴儿的乳，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。我和妻都非常快乐。因着这小东西的到来，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，以后将充满生气。我相信只要有着这小孩，妻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想做的。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，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驱走了。
然而从第五天起，妻却忽然发热起来。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，但那时我和妻都一点不明白，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，我们绝想不到会出毛病的。直到发热的第六天，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庸劣的医生手里，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。从发热以来，妻便没有再喂小孩的奶，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牛乳。婴儿室和妻所住的病房不过几让房子，那里一排排几十只摇篮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。就在妻出院的前一小时，大概上午八点钟罢。我正和女仆在清着东西，虽然热度很高，但神志依旧非常清楚的妻带着惊恐的脸色。从枕上侧耳倾听着，随后用了没有气力的声音对我说道：
“我听到那小东西在哭呢，去看看他怎么弄的啦！”
我留神了一下，果然听到遥远的孩子的啼声。跑到婴儿室一看，门微开着，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，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，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，这正是我们的孩子。因为这时恰是吃奶的时间，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个人的母亲身边吃奶去了，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，看护妇要等别的孩子吃饱了，抱回来之后，才肯喂他。
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的不平的待遇，满脸通红，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，再想到那在危险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，我的心是碎了的。然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。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哭着。我狠心的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手中，用医院的救护车把妻搬到了家里。
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，但妻的病势是愈加沉重了。大部分时间昏睡着，稍许清楚的时候，便记挂着孩子。我自己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，但家里没有人照料，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，真不知要怎么办。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，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。
孩子是在妻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，因为饿的太凶，哭地太多的缘故，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两眼也不灵活了，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，只会干嘶着。并且下身和两脚生满了湿疮。
病得那样厉害的妻，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的大大的，将抱近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，随后缓缓地说道：
“这不是我的孩子啊！……医院把我的孩子换了啊！……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啊！……”
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，不过被医院里糟蹋成这样子罢了。可是无论怎样解释，妻是不肯相信的。她发热得太厉害，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，只是冷冷地否认着。
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，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。妻的病是无可救药了，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头着，打针服药，全只是尽人意。
在四十一二度的高热下。妻什么都糊涂了，但却知道她已有一个孩子，她什么都忘记了，但却没有忘记她初生的爱儿。她做着呓语时，旁的什么都不说，就只喃喃地叫着：“阿囝！囝囝！弟弟！”大概因为她自己嘴里干得难受罢，她便想到她的孩子也许会口渴了，她没声没气地反复说道：“囝囝嘴干了，叫娘姨喂点牛奶给他吃罢！……弟弟口渴啦，叫娘姨倒点开水给他吃罢！……”
她是从来不曾有叫过“囝囝”、“弟弟”、“阿囝”那样的经验的，我自己也从来不曾听到妻说出这类名字，可是现在她却那么熟稔，自然地念着这些对于小孩的亲爱的称呼，就像已经做过几十年的母亲一样——不，世间再没有第二个母亲会把这类名称念得像她那样温柔动人的。
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来了！一月十四日早上，妻在我臂上断了呼吸，然而呼吸断了以后，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。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，在她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，叫她放心着，不要记挂孩子，我一定尽力把他养大，她方才瞑目逝去。
可是过了一会，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面都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，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，悄悄地把它们吻去了。我知道，妻这两颗也是为了她的“阿囝”、“弟弟”流下的！
秋外套
回国后已经过了两个秋天了，那两个秋天都模模糊糊，如烟如梦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；直到今年秋天，这才得着一点闲时闲情，偶然逛逛公园。
在上海所有的公园里，谁都知道兆丰公园是最好的。除掉缺欠艺术品（如美丽的铜或石的雕刻）的点缀外，其他花木池沼的布置，和我见过的欧洲有名的公园比较起来，都没有丝毫愧色。我有时带着一本书走进园子，在树下听听虫鸣，在池边看看鸭泳，是可以把每天见闻所及的许多可憎可恶之事，暂时忘掉的。
这天因为贪看暮霭，不觉回家的迟了。独自坐在荷池旁，悠悠然从深沉的默想中醒转来时，四围早已一个游人都没有，昏暗中只见微风吹动低垂的柳枝，像幽灵似的摇摆着，远远近近，一片虫声，听来非常惨戚。我虽喜欢清静，但这样冷寂得颇有鬼趣的境地，却也无意留连。忍着使人微栗的凉风，循着装有路灯的小径走出公园时，我顿时忆起那件搁在箱里的秋外套，和几年前在外国遇到的一个同样荒凉得使人害怕的夜晚。
那时我和冰之都住在巴黎。我们正像一切热恋着的青年男女一样，力求与人相远。某天，我们忽然想起要搬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去住，于是在一个正和今天一般晴朗的秋天，我们毫没准备地由里昂车站坐火车往墨兰。
这小城是曾经有两位中国朋友住过都觉得满意的，离巴黎既近，生活也很便宜。但不幸得很，我们那天在许多大街小巷里跑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找到，只在离塞莱河岸不远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样鲜嫩的烤鸡，我大概一生也不会再吃到的了。
饭后，玩了一些地方，我们的游兴好像还没有尽，冰之便提议索性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。我们坐着火车随便在一个小站下了车。这里简直完全是原野。车站前后左右都是收割了的麦田。只在离车站约莫半个基罗米突的一个小丘上有个小小的村庄。我们到那村庄上走了一圈，饱嗅了一阵牛马粪溺的臭味。后来一个好奇的老太婆邀我们到她家里去歇脚，和我们问长问短，殷勤地拿出一盆自己园里出产的酸梨款客。当她指给我们看的两间房子虽然也还干净，并且有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家具，但我们一想到点的灯是油灯，吃的是井水，便把一切诗情画意都打消了。我们决定赶快回巴黎。
走回那位置在田野正中的小站时，天已快黑了，而开往巴黎的火车，却要晚上九点钟才会经过那儿。这天那小站除掉我们两个黄脸男女外，再没有第二个候车的乘客。站上职员因为经济的缘故不到火车快来时，是决不肯把月台上的电灯开亮的。读者诸君试去想罢，我们这时简直等于遗失在荒野里面了。四周一点人声都没有，只有一轮明月不时露出云端向我们狡猾地笑着。麦田里各种秋蛩的清唱，和远处此起彼应的犬吠，送入耳朵里格外使人不安。尤其是冰之，她简直像个孩子似的害怕起来了。我记起有位法国诗人说过，人在夜晚和暴风雨的时候常常感到自然的威压。这话很有道里。为什么夜晚会使人感到威压呢！想来大慨因为黑暗的缘故。人原是增恶黑暗，追求光明的！
这天冰之穿着一套浅灰哔叽的秋服，因为离开巴黎时，天气很暖，不曾带得有大衣。现在空着肚子给田野间的寒风一吹，便冷得微微战栗起来。但幸好我的手臂上带着有那件晴雨不离身的薄呢秋外套。当时连忙给她披在身上。两人靠紧了身子坐在没有庶盖的月台上的长椅里，怀着焦躁与不安的心思，等待火车的到来。
当晚十一点钟转回巴黎时，冰之便喊着头痛，并且身上微微发着寒热了。陪她在饭店里吃了一盆滚烫的Soup，然后把她送回寓所，叫她立刻蒙着被子睡下。因为怕她盖的东西不够，我临到跑回自己的旅馆时，又把我的秋外套搭在她的脚上。虽然她说外面很凉，再三要我穿在自己身上，但我却强着她盖上了。
过了两天，从她那边把外套拿回时，并没有觉得什么异样。因为那一晌天气很好，外套虽常常带在身边，但却不曾穿过，我料不到外套上有了什么新鲜物事。
两星期后的一个早上。我独自在卢森堡公园作那每天例行的散步时，忽然觉得身边有一种时无时有的幽雅的花香，向周围一看，虽然到处有着红红绿绿的洋菊，但那是没有芳香的，更没有我所闻到的那种清妙的气味。这种兰花似的淡淡的香气究竟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呢？真是怪事。这香味是可以到处闻到的，站在上议院前面的Bassin旁可以闻到，坐在乔治桑（GeorgeSand）的雕像旁也可以闻到，甚至走出了公园还可以闻到，跑进了大学图书馆也仍旧闻到。这简直把我弄得湖涂了，我疑心我的鼻子出了毛病，我以为自己疯了。我这一整天都没得到安宁。晚边下了课，跑到冰之那里去看她，把这事讲给她听了，她起初只微笑着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到后来才狡猾地瞧着我身上的秋外套噗哧一声说到：“你怎么到今天才闻到呢！”
天！我湖涂到这时才领会那香味是从自己的外套上发出来的！我记起了我的外套曾在她那里放过一晚，一定是她给我洒上了一点香水。我赶快把外套脱下来闻闻看，我终于在衣领的夹里上找到了那幽妙的香味的来源。并且出乎意外的是：我那外套的夹里上有许多脱了线的地放都已修整完好。我这时的喜悦和感激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，我觉得从那时起百倍的爱着那香水的主人。
据冰之说，那小瓶香水是只花了一个马克从德国买来的。实在并不是什么高贵的香水。但气味可真清妙到了极点。并且说来是没有人信的，在以后的四五年里，每个秋天我都把那外套从箱里取出时，起初虽只闻到樟脑的恶臭，但等到樟脑的气味一散去，淡淡的兰花似的香水的清芬又流入了我的鼻管，它简直像是永不会有消散的一天。
现在，一切愉快的时光虽已和那香水的主人一同去得遥远，但那少女的一点柔情却悠久地记在我的心上，每次穿上那外套，嗅着外套上的飘渺的香味，我便仿佛觉得冰之坐在我的身边。
而现在又到了须要再穿上那秋外套的时候了。